高烧是在免疫治疗输注后的第二天晚上开始的。那天白天,傅寒舟的精神还不错,吃了大半碗山药泥,喝了半杯温水,还下床走了几分钟。苏念扶着他,在走廊里慢慢地走,他的步子很慢,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,可他坚持要走。他说“不能躺着,躺着就起不来了”。她不知道这句话是他从哪里听来的,也许是从医生那里,也许是从别的病人那里,也许是从他自己身体里那个不肯认输的声音那里。那个声音在说——起来,走,不要停。你停了,床就会把你吸住,吸进床垫里,吸进被子里,吸进那个没有光的、没有她的、只有黑暗的地方。他不想去那个地方。所以他走。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在说“我不去”。
那天晚上,苏念睡在病房的陪护床上,折叠的,窄窄的,翻个身就会响。她睡得很浅,像一只耳朵贴着地面的动物,随时在听——听他的呼吸,听他的翻身,听他有没有不舒服。凌晨一点多,她听见他的呼吸变了。不是那种平稳的、深长的、睡着了的呼吸,是那种急促的、浅短的、像一个人在跑步时发出的呼吸。她睁开眼睛,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,看见他的脸。红,不是那种“热”的红,是那种“烧”的红——像一块被放在火上的铁,从外到里,从里到外,都在烧。她伸手摸他的额头,烫的,烫得像刚倒进杯子的开水,手指碰了一下就缩了回来。不是心理上的缩,是生理上的反射——皮肤在说“太烫了,不能碰”。她没有管皮肤的反抗,她把手掌整个覆在他的额头上。他的额头在她的掌心里,像一块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石头,所有的热量都从里面往外涌,涌到她的掌心里,烫得她手心发红。她没有松手。
“傅寒舟。”她喊他。他没有醒。他的眼睛闭着,睫毛在抖,眉头蹙着,眉心那道竖纹深得像刀口。他的嘴唇在动,在说什么,可没有声音。她低下头,把耳朵贴在他嘴唇边,听见了——他在说“爸”。一个字,很轻,轻到像是一片落叶掉在地上。可那个字里有声音,不是现在的声音,是三十三年前的声音,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站在殡仪馆的走廊里、看着父亲躺在那张不锈钢的床上、嘴唇是紫色的、脸上有淤青、他想喊“爸”可喊不出来、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、那个东西到今天还没有咽下去的声音。
苏念按了床头的铃。护士来了,量了体温,三十九度八。医生说这是免疫治疗的常见反应,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,发烧,寒战,乏力,有些人会烧得很高,有些人会烧得很久。医生开了退烧药,打了针,说“观察,如果体温继续升高,再叫我”。护士走了,门关上了。病房里又安静下来,只有他的呼吸声,急促的,浅短的,像一个人在跑步,跑了很久,停不下来。
苏念坐在床边,握着他的手。他的手很烫,不是平时那种“凉”的烫,是“烫”的烫,像一块刚从火里拿出来的铁,烫到她的手心发红,烫到她的手指发麻,烫到她觉得自己的手也在烧。她没有松手,她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,用脸颊的温度去试他的体温。她的脸颊是凉的,他的手是烫的。凉和烫贴在一起,像两个人的身体在交换温度——她的凉被他的烫一点一点地吸走,他的烫被她的凉一点一点地中和。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,她只知道她不能松手。她松了手,他就一个人了。一个人烧,一个人说胡话,一个人在那个没有她的、只有“爸”和“对不起”的梦里,走不出来。
傅寒舟的嘴唇又动了。这一次,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,不是“爸”,是“爸,别跳”。西个字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他身体最深处挖出来的,带着血,带着泪,带着十五岁那年他没有喊出来的那声“爸”。苏念的眼泪掉了下来,不是难过的,是心疼的。她心疼那个十五岁的少年,站在殡仪馆的走廊里,灯光很白,白得像雪,白得像骨灰。他等了很久,久到腿麻了,久到眼泪干了,久到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哭了。门开了,他走进去,看见了父亲。他想喊“爸”,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没有喊出来,他把那声“爸”咽了下去,咽了十八年。今天它出来了,从他的嘴里,从那些胡话里,从那些被高烧烧开了的、封存了十八年的记忆里,它出来了——“爸,别跳”。他的父亲听不见了,可她说听见了。她听见了,她替他接住了那声“爸”。她握紧了他的手,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胸口,贴在那颗星星的位置。星星是银质的,凉凉的,隔着衣服,贴着他的手心。他的手心是烫的,星星是凉的。凉和烫贴在一起,像两个人的记忆——他的记忆是黑的,是冷的,是他父亲从六楼跳下去时划过的那片天空。她的记忆是白的,是暖的,是她父亲带她去公园看桂花、说“念念,你是爸爸的星星”的那些下午。两种记忆不一样,可它们贴在一起的时候,像是找到了同类,像是在说——我们都失去了父亲,可我们找到了彼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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